一周后,日经指数反弹了百分之八。
那天早上村田冲进办公室的时候,手里攥着一份还带着油墨温度的《日本经济新闻》,头版标题用特大号字体写着“市场急反弹”。他站在陈嘉木的办公桌前,喘得说不出话,把报纸往桌上一摊,食指戳着那个数字,戳了三下,像在确认这不是印刷错误。陈嘉木看了一眼,嗯了一声,继续低头看路透社终端的屏幕。
市场上开始有人说,最坏的时候过去了。电视上的股评家们纷纷换上轻松的表情,用技术性回调、短期震荡、健康的市场修正这类词汇重新组装自己的专业性。那些在黑色星期一当天面色铁青地拒绝了所有采访请求的分析师们,此刻正坐在演播室里侃侃而谈,仿佛他们早就预测到了一切。
一个月后,日经指数收复了百分之六十的失地。大藏省的官员在记者会上露出笑容,说日本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,这次暴跌只是全球性恐慌情绪的短暂波及,与日本无关。
电视上的经济学家们开始用更长的时间轴来分析~~从战后复兴到高度增长,日本经济的韧性经受住了考验。银座的酒吧重新爆满,老板娘们笑盈盈给客人倒酒。。。。
三个月后,指数回到了暴跌前的水平。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恐慌被遗忘了,那些在交易所卫生间里呕吐的交易员被遗忘了,那些从华尔街高楼上跳下去的人也被遗忘了。东京的报纸上不再有“崩盘”这个词,取而代之的是“V型复苏”和“日本奇迹”。
渡边专务打来电话,声音里满是感激,不是平常那种带着敬语和商务礼仪的感激,而是一个人劫后余生之后打给救命恩人的那种感激。
“陈桑,谢谢你。你那五十亿,让我们撑过了最难的时候。现在那只基金的份额,已经涨了百分之十二。董事会让我转达~~三菱信托永远记得远洋投资的友谊。”
陈嘉木在电话这头笑了笑。
“渡边专务,恭喜。”
放下电话,他看着窗外的东京。
楼下的街道上,圣诞节的彩灯已经挂起来了。人们裹着大衣匆匆走过,手里提着购物袋。银座的百货店里,挤满了买年货的人。伊势丹的橱窗里摆出了圣诞限定款的蛋糕,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,队伍里的年轻女孩们跺着脚哈着白气,脸上是被节日氛围烘出来的红润。
没有人记得三个月前的恐慌了,那场恐慌像一个被所有人同时忘掉的噩梦,醒来之后谁也不想再提,仿佛不提就等于不存在。
但陈嘉木记得。
他记得那天早上,渡边颤抖的手指。他记得村田眼里的恐惧。他记得路透社终端上跳动的数字,像心跳一样,一下一下,敲在神经上。
不是因为他勇敢。
是因为他知道,真正的风暴,还没来。它在海平面以下正在酝酿,它的名字不叫崩盘,叫泡沫。而这个泡沫,会让那些正在电视上侃侃而谈的经济学家们,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发现,他们脚下踩着的根本不是地面,是海市蜃楼。
而他,要在风暴到来之前,成为所有人眼里的“朋友”。
1988年1月,东京。
新年刚过,陈嘉木收到一份请柬。是三菱信托的新年酒会,地点在帝国饭店。
帝国饭店的孔雀厅,那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订到的。它的预约排期通常以季度为单位计算,新年酒会的档期更是要提前一年预定。战前这里招待过皇室成员,战后这里见证了无数个财阀重组和银行合并的握手瞬间。墙上挂着的油画里,孔雀展开的尾羽是用金箔一片一片贴上去的,在水晶吊灯的映照下泛着温润的光泽。
酒会上,渡边一郎亲自挽着陈嘉木的胳膊,把他介绍给一群银行家、企业家和官僚。
“这位就是远洋投资的陈桑,去年黑色星期一,多亏了他。。。。”
银行家们纷纷递上名片,他们的名片用纸考究,字体烫金,上面印着“代表取缔役”“常务执行役员”“本部长”之类的头衔。企业家们端着酒杯排着队等握手,互相交换名片时的鞠躬角度比平时低了至少五度。每个人都很热情,每个人都想和他握手,每个人都叫他“陈桑”。
“陈桑,听说你对精密机械感兴趣?我们公司最近。。。。”
“远洋投资有没有考虑过参与我们的增资计划?条件可以谈。。。。”
“陈桑,什么时候有空来大阪?我们会长随时都有时间。。。。”
陈嘉木微笑着,一一寒暄。他接过每一张名片都双手捧着低头认真看过,然后仔细收进名片夹里。
酒会结束,他走出帝国饭店的大门。外面下着小雪,雪花不大,细密地从夜空中飘落,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变成彩色的碎屑,东京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一片氤氲的粉红色。
村田撑伞跑过来。
“陈桑,今天收获不小。三菱信托那边说,他们新成立的那只基金,愿意让我们认购百分之三十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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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木点点头。
“还有~~”他突然压低声音。
“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托人带话,说想约您吃饭。听说他们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光刻机。新一代的,缺资金。”
陈嘉木的脚步顿了一下,光刻机?
“约吧。”
他想起和熊光明畅谈的那一晚上,“嘉木同志,你知道光刻机吗?就是做芯片用的,把电路图案刻在硅片上的机器。美国人能做,日本人也能做。如果我们想要,他们不会卖给我们~~给多少钱都不卖。但是如果日本人的公司里,有我们的股份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。。。”
1988年1月,北京。
熊光明坐在办公室里,面前摊着一份报告。
是陈嘉木从香港发来的加密文件,翻译成后,整整十二页。他看了整整一个下午,一页一页,一行一行,看到最后一页时,窗外已经黄昏了。
报告的最后,是几行数字,截至1987年12月底,远洋系资产状况如下:
总资产:九十三点七亿美元
负债:十三点二亿美元
净资产:八十点五亿美元
直接持有日本企业股权:五十三家
其中控股(50%以上):七家
重大影响(20%-50%):十九家
参股(20%以下):二十七家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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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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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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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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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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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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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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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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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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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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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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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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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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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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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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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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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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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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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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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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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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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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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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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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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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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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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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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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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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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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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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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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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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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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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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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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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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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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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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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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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
涉及行业:半导体、精密机械、光学仪器、工业机器人、新材料、汽车零部件等十一个行业
通过贸易渠道引进技术设备:三百二十七套
其中整条生产线:二十三条
关键单机设备:一百八十四台
测试仪器、专利图纸等:一百二十项
已交付使用:二百五十一套
在途或待安装:七十六套
累计技术资料(微缩胶片/图纸):约四吨
熊光明看到“四吨”那两个字,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该准备离场了。
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“光明同志亲启:
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有时候晚上睡不着,我会想:这些日本人,要是知道他们最先进的技术,正在运往中国,会是什么表情?
但更多时候,我想的是另一件事:这些东西到了国内,真的能用起来吗?真的能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吗?
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
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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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吨。
他想起1980年那个冬天,第一次跟陈老汇报时,有人问他:“你凭什么相信日元会涨?”
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现在是1988年春。距离那个顶点,还有一年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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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的后面,是陈嘉木的一封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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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数字,我算了三遍。每一遍都以为算错了,每一遍都对上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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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些天,东京电子的田中社长请我吃饭。他说,年轻时去美国留学,看见美国人的实验室,回来就想:日本什么时候能有这样的实验室?三十年过去了,日本有了。现在他去中国,看见中国的年轻人,眼睛里也有他当年那样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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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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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:“凭分析。”
那时候,他说的是真的~~他真的分析了,只不过分析的基础,是前世二十年后才有人总结出来的规律。
但现在,他看着这些数字,忽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
不是得意,不是满足,而是一种近乎恍惚的不真实感。
八十亿美元。
八十亿美元是什么概念?
1987年,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千六百亿人民币,按当时汇率折合七百亿美元。这八十亿美元,相当于全国一年创造的财富的十分之一以上,全部藏在海外,藏在几十家离岸公司、几百个账户、几千份合同里。
这些数字,很快就要变成过去式了,因为日本泡沫,快要见顶了。
日经指数在1989年12月达到点的历史高点,然后一路狂泻。东京地价在1990年见顶,然后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下跌。银座的地价腰斩再腰斩,东京的写字楼空置率高得都他妈可以养鸽子。日本进入了他们后来称之为“失落的十年”,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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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三家企业。三百多套设备。四吨图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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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告诉我:“陈桑,你知道吗,我父亲是关东军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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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:“我小时候,他告诉我,中国人是打不垮的。我不信。现在我信了。”
他没说为什么信了。但我知道。
那种光,叫希望。
嘉木
1988年1月8日夜,于香港
想起第一次见陈嘉木的情景。那时候他刚从东北调过来,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,扣子扣到最上面那颗,但领口还是有点大,在办公室里,站得笔直,但目光有些拘谨,不知道该往哪里放。
他苦着脸说:“领导,我能力有限,怕做不好。”
熊光明说:“做不好,不怪你。不做,会怪你一辈子。”
陈嘉木没说话,只是点了点头。
那件蓝布中山装,换成了私人定制的西装。那个拘谨的中年人,变成了能跟日本银行家谈笑风生的“陈桑”。但有些东西没变,那个点头,那种沉默,那种答应了一件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的倔强。
他知道陈嘉木在信里没说完的话是什么。那些图纸,那些设备,那些技术,总有一天会变成中国人自己的东西。不是“引进”的,不是“消化吸收”的,是“自己”的。从无到有,从模仿到创新,从跟在别人后面跑到和别人并排跑,从并排跑到领先。
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命,把火种递出去,然后看着火光照亮别人,自己慢慢消失在黑暗里。
熊光明收回思绪:“小张~”
张秘书推门进来,手里拿着笔记本。只是站在桌前等着,等着熊光明慢慢抽完那根烟。
“回电。告诉陈嘉木同志,1988年底前,完成对日本中小企业的最后一轮收购。此后只卖不买。”
陈嘉木收到电报立刻就懂了。盛宴,该散了。